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錢永剛:父母留給我的“財富”一生受用

不久前,中國科協原副主席、著名科學家劉恕同志,給我們打來電話,說我國“兩彈一星之父”錢學森的兒子錢永剛,在他母親蔣英的追思會上的發言非常感人,希望《中國婦女》報道蔣英這位杰出女性。幾經周折,記者找到錢永剛先生,聽他追憶在父母身邊的點點滴滴。

關鍵詞: 錢永剛

不久前,中國科協原副主席、著名科學家劉恕同志,給我們打來電話,說我國“兩彈一星之父”錢學森的兒子錢永剛,在他母親蔣英的追思會上的發言非常感人,希望《中國婦女》報道蔣英這位杰出女性。幾經周折,記者找到錢永剛先生,聽他追憶在父母身邊的點點滴滴。

錢永剛、錢永真一雙兒女,給錢學森與蔣英夫婦的生活帶來無限快樂和情趣。攝于上世紀50年代初,美國


他們過自己選擇的人生
    我38歲那年,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計算機科學系讀研究生。在學院的圖書館前,我看到奠基石碑上刻著圖書館建立的時間:1966年。注視著這個年份,我心里頓生感慨:我來晚了!如果爸爸不回國,我可能18歲就進入這個圖書館的大門了,早20年入學,我是不是會比現在優秀一點呢?
只是人生沒有如果。30歲上大學的時候,老師看著我考試時感慨,如果再有半小時時間,錢永剛就是100分。我緊趕慢趕,還是有一道題來不及做,而做出來的,幾乎全對。我只能苦笑,腦子沒年輕時那么快了,大好年華都給了那個“內亂”的年代。
    從那時起,我就一直在緊趕慢趕。一直很努力。
    我從未對父母說起過自己那一閃而過的感慨,因為我知道,爸爸媽媽對于回國的決定從未有過一絲一毫的后悔。而且,之后爸爸再也沒有踏過那片土地,因為當年回國前,美國當局曾以錢學森行李中攜有同美國國防有關的“絕密”文件為由,將他拘留,并軟禁了整整五年。我爸爸說,美國人不跟我道歉,再也不登上美國的國土。
    1955年9月17日,我爸爸帶著全家登上了“克利夫蘭總統號”郵輪回國。那一年,我6歲,妹妹5歲。對孩子來說,爸爸媽媽走哪兒我們就跟到哪兒,后面的意義和曲折都是長大懂事了才知道的。其實對我媽媽來說,也是丈夫走到哪兒,她跟到哪兒。
    我外公蔣百里三十多歲就是少將,和我祖父錢均夫是知交。早年兩家關系就很好,爸爸媽媽小時候一起玩耍時,曾共唱過一曲《燕雙飛》,兩人的緣分早已注定。
    他們倆走到一起的時候,一個已經是世界知名的科學家,一個是世界女高音比賽的第一名。我媽媽當時在歐洲求學10年剛回國,我爸爸一句話,跟我去美國吧,她就把命運交給了他。
    他們的結合被稱為“科學和藝術的完美聯姻”。
    多年后,我媽媽回憶起在美國的往事曾說:“那個時候,我們都喜歡哲理性強的音樂作品。學森還喜歡美術,水彩畫也畫得相當出色。因此,我們常常一起去聽音樂,看美展。我們的業余生活始終充滿著藝術氣息。不知為什么,我喜歡的他也喜歡……”
    而我爸爸則一直感謝媽媽帶他認識了“最深刻的德國古典藝術歌曲”,其中所包含的詩情畫意和對人生的深刻理解,豐富了他對世界的認識,學會了藝術的思維方法,“才能夠避免死心眼,避免機械唯物論,想問題能更寬一點、活一點”。
    有人說我媽媽為我爸爸做出了犧牲,我知道她不是的,她做的就是一件他喜歡,她也喜歡的事。
    她當妻子,丈夫愛她;她當母親,孩子們熱愛她;她的事業也做得很漂亮。懂行的都知道,一個聲樂教育家,培養一個聲部的學生獲獎已經不易,但她從男高音、男中音到女高音、女中音,四個聲部都有學生在國際上獲獎。
    2009年10月31日,爸爸走了,享年98歲。媽媽是一個節制的人,從不會大哭,但吊唁那段時間,她的耳朵聽不見了,腿搖搖晃晃站不住——他們共度了62年,他們的生命早已水乳交融。2012年2月5日,不到三年的時間,媽媽也隨爸爸而去。他們的離去都在社會上引起很大震動,我覺得他們這輩子挺值的,他們過自己選擇的人生,他們的快樂是那樣真實。

上世紀40年代的蔣英

上世紀50年代初,錢學森、蔣英夫婦與一雙兒女在美國家中花園

 

兩人有一種不被金錢約束的默契
    人們評價我媽媽,最常用的詞是:才華橫溢,美貌絕倫。她的學生形容她說:大街上行走著一萬個人,一眼就能認出哪個是蔣英。美籍華人作家張純如在錢學森傳記中則這樣描述:“她見多識廣、美麗大方,加上一副好歌喉,加州理工學院優秀的男性全對她著迷不已,他們甚至說,我們全都愛上了錢太太!”
    作為孩子,我對媽媽的漂亮并沒什么概念,但我知道媽媽對著裝非常注意,穿衣服很注意搭配,普通衣服經她一配,穿出來就是比別人好看。我成年后,她還總數落我,你這襯衫顏色不對,瞧你這身,都不配。我趕緊說,那指教。于是她會告訴我,什么上衣配什么褲子,什么襯衣搭什么外套。
    她和爸爸都出身名門,兩人有一種不被金錢約束的默契。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,我媽媽要么不花錢,只要花錢,還是帶著大戶人家的做派——買東西從來不會討價還價,人家要多少她給多少;所有東西一定要買最好的,無論是給我們買糖果還是買衣服。
    她教學生一輩子沒收過錢,對此,爸爸的說法是:學生哪有錢啊,向學生要錢的老師,我看不是好老師!
    有了爸爸的支持,媽媽給學生“倒貼錢”更沒有顧慮。
    1979年,媽媽的學生傅海靜到英國參加一個聲樂比賽,我媽媽給了他300元,說,你拿著,去置一身西服,買雙鞋。歌要唱得好,形象也要注意嘛!
    上個世紀80年代,內蒙古自治區一個無伴奏合唱團到北京演出,因為演出效果不理想,住宿費都付不起,最后連返程的路費都成了問題。我媽媽不知道怎么聽說了,把我叫去,說,你今天給我辦個事,去銀行取1200元錢送到學校。那個年代,1200元是多大一筆數目啊!當時還沒有100元的鈔票,最大面額就是10元。我從來沒有在身上揣過這么多錢,騎車在路上那個提心吊膽啊,生怕碰見歹徒把錢給搶了。記得走到一個路口,我停下來等紅燈,突然有人從背后拍了我肩膀一下,我嚇得魂飛魄散,回頭一看,還好,是我初中一個同學。總算把錢送到音樂學院交給我媽媽,我心里才踏實下來。
    這樣的事太多太多了。每次媽媽跟爸爸說起,這個月的錢都花給哪個學生哪個學生了,我爸爸就說,好!你做得對!
    后來,我去美國讀書,她拼盡全力也只給我攢了200美元,去機場送走我,她趕緊給她美國的學生打電話:永剛去了,幫一幫他。
    他們不在乎金錢不在乎名利,對組織上給的任何好處,他們的反應都是“拿走拿走”。我媽媽在音樂學院退休的時候,還只是四級教授。之前學校要給她升級,她都是說,別給我,給別人吧。
    他們倆還有一個共同點,就是都很有分寸,喜怒不形于色。再高興媽媽都不會哈哈大笑,再大的事情也只是淡淡一說,從不會絮絮叨叨。那時候,毛澤東、周恩來經常把我爸爸叫去,對他的工作表示肯定。這在很多人看來是多大的事啊,我爸爸卻幾乎不提,他從心底里覺得這沒什么可驕傲的。
    我一再說,我很佩服他們,我經常反思,自己能不能做到寵辱不驚?我后來去外地當兵,因為知識分子的家庭背景,入黨一拖再拖,當時非常郁悶,但回家見到媽媽,立刻被她的淡定感染,也就簡單說了兩句。
    我從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畢業后,幾年后回國,看到爹媽老了,家中墻皮掉落,已顯破敗。而從事音樂教育的妹妹已經定居美國,我知道我必須回來照顧父母,因為他們有任何困難都不會向組織提要求。
    很多了解他們的人說,你的父母簡直是圣人。我說不只是他們,他們那一代人都這樣,都很愛國,淡泊名利,一旦國家有需要,自己的一切全能放下。

1987年4月,錢學森、蔣英夫婦訪問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期間留影

讀書是我們家的家風
    在今年4月中央音樂學院組織的我媽媽的追思會上,我曾說,爸爸媽媽走到一起后,發現彼此認同的地方就更多了:都有對文化的愛;都有對科學技術對今天社會發展重要性的認識;而且,對于教育、教育子女都有非常一致的做法。
    他們自己非常優秀,但對孩子的分數從不苛求。我小時候的成績單并不漂亮,總有幾個4分,他們看了,只是笑笑,從來不說,你再努把力,考個滿分。他們知道丟個一分半分很正常,硬讓孩子吭哧出個滿分來,太累。他們也沒有教育過我要多讀書,但我爸爸有空就念書,夏天沒空調,他一邊打著扇子一邊看。這一切我從小看在眼里,小學二年級就認識幾百個漢字,天天抱著大部頭小說看,看不懂也硬看。媽媽去開家長會,老師說,如果家庭經濟條件允許,可以多買一些孩子愿意看的書。媽媽回來高興地說,老師夸你愛讀書。后來我每次問她要零花錢,她都給得很痛快,有時候甚至還多給一些。她知道我不會亂花,所有的錢都拿來買書了。
    我記得上初一那年,班主任老師把我叫到辦公室問,看看你的成績單,有什么問題?我看了半天沒看出來。老師說,這就是你的問題,對自己要求不高,像你這個條件,應該消滅4分,全拿5分。
    吃晚飯的時候,我跟爸爸說起這個事,他一句話沒說,呵呵一樂,走了。
    盡管那年期末考試我真的全拿了5分,但覺得自己虧大發了,少讀多少課外書啊。
    《十萬個為什么》剛出版的時候,有一年暑假,爸爸說話了:一天看70頁,有不明白的就攢著,我有空你問我。
    平時他們工作忙,沒有太多精力管孩子,難得這么明確地提出要求,我像得了令一樣天天埋頭苦讀。頭一天看70頁還挺緊張,因為畢竟不是小說,一天要讀十幾、二十幾個問題,看懂還真不容易。但我硬著頭皮往下看。爸爸也不檢查,到周末難得有點時間,他會問,有什么問題嗎?我趕緊把做了標記的問題提出來。
    那時候讀書,不像今天這么功利,既不是為了達到什么目的,也不是為學習寫作方法,一切憑興趣,讀就讀了,天曉得有什么用。爸爸媽媽都認為學問是一種積累,要持之以恒,不能功利不能著急,積累到一定份兒上,你不想讓它起作用都不成。我爸爸自己就是這么學成的,他不是天才,從沒有跳過級。一年一年的書讀下來,直到念博士,所有的積累終于將他的創造性徹底打開。
    最近10年,我一直參與建設“錢學森圖書館”。我從小喜歡理工科,大學學的是工科。但是圖書館建設會用到很多文科方面的知識,包括外形設計,陳列大綱的擬定,解說員的解說詞,各種活動的發言稿……大家認為我還能勝任,而且很多跟我聊天的人也覺得我知道的比較多,這都是緣于當年讀課外書潛移默化的積累。
    所以我對書始終有著很特別的感情。“文革”中停課鬧革命,很多同學一聽不念書了,燒的燒撕的撕,把課本全毀了。我卻找了個旅行袋,把所有的書、作業、筆記裝了一大包,騎著自行車馱回了家。后來我還為此受到了同學們的批判,說我對書的感情這么深,是受修正主義的毒害。
盡管我沒有當成大科學家,沒有當成像我媽媽那樣有名的教授,但父母給我的影響讓我一生受用。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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