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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逐法治夢,抒發愛國情

祖國點燃了兒女們心中的理想,也讓我個人找到更大的舞臺,我是追夢者也是圓夢人。其實,每位兒女都是祖國的一顆螺絲釘,只要我們盡到螺絲釘的職責,就是為中國夢的實現作貢獻。

關鍵詞: 律師 中國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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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有兩位母親,一位是生我的母親,一位是祖國母親。

轉眼間,祖國母親已走過了70年光輝歷程。作為共和國的女兒,我有太多話想訴說。我是一名“50后”,我們這一代人的成長足跡,緊跟著您的步履,我們的命運早已與您的命運融為了一體。

祖國點燃了兒女們心中的理想,也讓我個人找到更大的舞臺,我是追夢者也是圓夢人。其實,每位兒女都是祖國的一顆螺絲釘,只要我們盡到螺絲釘的職責,就是為中國夢的實現作貢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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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夢,伴隨律師職業的興起

40年前,曾經當過兵的我,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警衛處。那一年,我看了電影《流浪者》,女律師為“拉孜”在法庭辯護一幕讓我感到震撼。那時我才知道,原來還有一種職業叫“律師”。

1979年底,司法部宣布恢復律師制度。1980年,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暫行條例》通過,這是我國法律第一次以單行法方式,宣告律師制度的存在。

1983年我離開人人羨慕的警衛處,來到北京市司法局報到,想實現我的律師夢,但卻被分配到黨委辦公室。

后來,我被調入司法局律師管理處。一步又一步,我離律師夢更近了。1986年7月5日,第一次全國律師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,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成立,律師的自律組織體系逐漸形成。同年9月,我順利通過了首屆律師資格考試,隨后獲得律師證,編號為0187210006。這一串看似不起眼的數字,開啟了我的律師執業生涯。

鄧小平南巡講話吹響了進一步改革開放的號角,我也因此迎來自己的春天。1992年,北京市司法局組建了國辦律師事務所——天寧律師事務所。司法局領導希望我能去負責。兩年的時間,帶工資帶職務。如果覺得合適,兩年后律所與司法局脫鉤,不合適再回司法局。離開律管處的那天,我就對同事說:“等著啊,5年后,我一定能成為一個好律師!”

漸漸地,律師執業機構遍布全國各地。帶有計劃經濟特征的國辦律師事務所逐漸露出了弊端。不止一次地有人問我:你拿國家發的工資,打官司時代表的是哪一方的利益?你能維護我們的權益嗎?

律師制度在這些質疑聲中迎來首次改革:律師事務所不占國家編制,不要國家經費,實行自收自支、自負盈虧、自我發展、自我約束。但前提條件是,律師必須辭去公職,工資與業務數量、質量、社會效益、經濟效益掛鉤。1993年律師開始試行合作制;1994年合伙制律師開始試點。

筑夢,用法律為姐妹們服務

執業生涯的轉折點是在1995年。那一年,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舉行,大會提出了一個個既新鮮又充滿活力的概念——“婦女權利”“社會性別”……這次盛會讓我意識到,女性的地位平等、家庭和諧發展與權利保護問題。

運用法律知識讓更多姐妹擺脫困境、收獲幸福,應該是我對祖國母親最好的回饋。從那時起,我開始專注于婚姻家庭領域的研究。我把維護婦女權益當做事業,把一個人的行動變成一群人的行動,需要建立一個組織。1996年,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》頒布,明確了律師是依法取得律師執業證書,接受委托或者指定,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。當時,全國律師人數突破了10萬人。

以此為契機,我率先在北京律師協會成立了“婚姻家庭專業委員會”,帶領一群人用法律專業技能,開啟了婦女維權之路。我們與婦聯合作建立愛心工作室,開通維權熱線,進行普法宣傳,提高婦女的法律意識。

也是在1996年,我成為第一個走進中央電視臺進行普法的律師。那是一檔名為《是非公斷》的法治節目,講解百姓生活中遇到的各種法律問題。幾期節目播出后,雪片般的信件從全國各地飛來,郝律師也因此被大家所熟知。

法治的進步,律師制度的完善,推動著自收自支國辦所的脫鉤改制,曾占據重要地位的國辦律師事務所,2000年徹底退出了歷史舞臺。于是,在2001年,我創辦了合伙制的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。

一路走來,我代理過很多女性維權案件。海南首例標的為13個億的離婚案、上市公司董事長30億的股權分割案、外企白領性騷擾維權等,其中一些案件因為贏了官司,被業內同行樹為標桿。不過,我并不愿一味追求勝訴帶來的快樂,婦女兒童利益的真正實現,才是我看重的結果。

我參與立法,從源頭上呼吁性別平等。我帶領女律師與朝陽區婦聯一起成立了為婦女兒童提供法律服務的“愛心工作室”,與朝陽區法院合作成立了為未成年被告提供心理咨詢的“法律陽光工作室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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圓夢,職業生涯的難忘瞬間

執業32年來,我深刻地感受到:伴隨著人們觀念的改變,法律也在不斷完善。尤其是女性朋友,能夠更從容、勇敢地面對婚姻中的法律問題。

上世紀90年代初,我曾接待過一位受傷的妻子。當時,她無法忍受丈夫毆打而向我求助。看到她傷痕累累的身體,我建議她告到法院,我甚至提出免費幫她打離婚官司。可沒過幾天,她以“家丑不可外揚”為由不想離婚了,她選擇繼續隱忍脾氣暴戾的丈夫,遺憾的是,她的丈夫并沒有悔改之意,最后妻子以暴制暴被判刑。

現在回想起來,那是一起典型的“家庭暴力”案件,不過在當時“家庭暴力”還沒有上升到法律層面。那時,解決這類糾紛最為普遍的方式,就是依靠好心人的“勸說”,或者讓單位出面“教育”施暴者。人們還沒有意識到,家庭暴力是違法行為。

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第一次提出家庭暴力,從立法上提出了救濟措施,從而改變了“以沉默隱忍暴力、以分手離開暴力、以暴力消除暴力、以生命結束暴力”的現象。2016年實施的《反家庭暴力法》更讓反家暴深入人心。這個案子如果發生在今天,或許這位妻子就有勇氣站出來了,因為法律會為她撐腰,她可以告到法院,申請人身保護令保護自己,可以讓施暴的丈夫受到懲罰,也可以在離婚時要求相應的經濟賠償。

作為一名黨員律師,作為亞太地區最大——盈科律師事務所的創始人,歲月給我留下了很多值得回憶的瞬間:

在第22屆世界法律大會上,我與英國前首相夫人切麗·布萊爾、香港首位華人律政司司長梁愛詩,共同探討婚姻家庭相關法律問題。

2010年時任總理溫家寶到北京市朝陽區聽取居民對政府工作報告的意見,我作為律師代表面對面向總理反映民意。

婦女權益保障法實施25周年之際,我榮幸地被全國婦聯授予“全國維護婦女兒童權益先進個人”,并作為獲獎代表上臺發言。

剛剛過去的五四青年節,我帶領上百位朝陽區青年律師進行執業宣誓。我用自身體會和親身經歷告訴他們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征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擔當。我們每個人都應當積極擁抱新時代、奮進新時代,為國家法治建設添磚加瓦,貢獻自己的力量,在律師生涯中留下濃墨重彩的無悔人生!

專欄作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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